黄勤，M.D., Ph.D., 主任医师。于1980年毕业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7年～1990年在美国 Dartmouth医学院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通过研究发现了在小脑有一个调节呼吸的新核团（nucleus），随后4年又在哈佛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参与了Huntington病基因图谱绘制并构建了Huntington病大鼠模型，1995年～1999年于波士顿医学中心系统学习临床和解剖病理学并 通过美国病理医师委员会的专科考试，1999～2000年在麻省总医院任外科病理学医生，系统学习并研究了心血管和肺脏病理学。2000年至今在麻萨诸塞州担 任病理诊断工作，同时也和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一起参与了干细胞移植和癌生物学尤其是肺和消化道肿瘤的研究。2001年，黄勤教授受聘为南京大学医学 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名誉主任。2005年初，黄勤医师被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聘为病理科兼职行政主任。2006: 北美华人病理医师协会司库2008: 哈佛医学院病理讲师；大波士顿地中华医学会主席；专业特长：消化道、肺, 前列腺、皮肤等临床病理学诊断。
病理学家的荣耀
我对病理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中国医学生，主攻基底神经节疾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美国行医，直到1992年我遇到了一个哥伦比亚的医生。当时我在麻省总医院进行第二年的博士后训练，这个医生也在我隔壁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竭力劝我参加美国医师执照考试。最初我很迟疑，因为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自信，再加上我离开临床已经十多年了。我向这位朋友解释了我的顾虑，结果他答应帮助我，并提供了自己的复习资料。因此，我试着参加了一级执照考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竟然考的还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继续下去。经过紧张的边工作边复习，我终于通过了二级执照考试。
在选择自己行医的科室时，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自己以前在上海中山医院曾经有内科经验， 所以家人和朋友们都希望我选择内科。我的导师则建议我选择麻醉科，因为我在生理学和药理学有多年的研究经验。然而，我最好的导师和朋友-麻省总医院的一位国际知名神经病理学则向我推荐病理学。虽然当时我对美国病理学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我相信我会喜欢它。我跟着自己的直觉选择了病理学，现在想来，我很高兴自己作了正确的选择。当时我拿到了几个医院的录取通知，最后选择了波士顿的一个医院作病理学的住院实习医师，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波士顿工作生活。
我的第一年病理学住院医的经历不仅充满激动和成就感，而且还有不少沮丧和自惭。不过，幸亏没有什么悲剧性的事情发生。我在临床病理实验室做的第一个实习是分析检验结果并和临床医生交流。有一次，一个实验室导师叫我看看其病人的化学检验结果。我很好奇，所以仔细地把那个案例研究了一番。最终，那个病人被诊断为食肉菌感染。我们医治好了那个病人并发表了那个案例报告。在我作第二个解剖病理学实习时，我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地兴趣。我非常激动得看到病理学家可以根据一小份活组织甚至几个细胞就可以做出病情诊断，这对于病人和临床医生都很重要。但是，当我按照我的导师要求做的时候，我突然很迷茫，因为里面充满了医学术语，缩写和个人偏好。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我的中国口音总让我在我的同事和导师面前很难堪。尽管很沮丧，但我仍然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我的病人恢复健康。我相信我最喜欢的ABC解说员 Peter Jennings所说：“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外国人或者移民想要拥有同样的权利，他必须付出比其他人多10倍的努力。 我清楚地记得在1990年初起的一天，整个麻省都被一场暴风雪覆盖，处于紧急状态。我开了两个小时车到医院，发现只有我们系主任和我在。我承担起了住院医，秘书，和技术员三种角色。那天，从他那，我学会肠道炎的好多知识！
我为自己是一名病理医生而感到高兴和骄傲。（黄勤的心得，英文稿；陈娟中文翻译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