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心理学教授

本文意在与华裔移民和相关工作者分享跨文化教育与心理测量方面的信息，以利于对华裔儿童的公平测验与诊断。本文重点谈评估适应能力。在美国的教育与心理测量中，对儿童的生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估包括四个方面：与人交流（communication）的能力，生活(daily living)能力，社会化程度(socialization)，运动 (motor) 能力。对适应能力的评估是诊断弱智、自闭症、发育延迟 （Developmental Delay）等残疾（disability）的重要方面。因此， 准确地评估适应能力对于准确的诊断有关残疾很重要。

儿童的适应功能通常是在访谈中用半开放式的问题和适应行为量表来评估。访谈的对象通常是父母或者照看孩子的人。要想对华裔儿童做公平的评估，就要具体考虑访谈对象的中国文化因素和适应行为量表的美国文化因素。在选择访谈对象时，要考虑到在亚裔家庭中祖父母等大家庭成员经常参与照看孩子。有时候，哥哥姐姐和祖父母可能比父母更了解孩子。因此，当选择访谈对象时，应该询问谁最了解孩子，并取得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许可去采访此人。

访谈对象的文化因素

搞清楚照看孩子的人讲什么语言、来自什么文化、以及美国化的程度很重要。这些信息会帮助我们了解照看孩子的人对孩子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了解她（或他）从什么文化角度评估孩子的适应行为。我们还要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接收美国文化的程度，因为这关系到孩子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 （Li & Wang，2014)。这些都是我们做诊断的文化背景参数。

适应行为量表的文化因素

在使用现有的适应行为量表评估中国孩子时，我们应该始终记着适应行为是从某个文化的角度定义的。翻译成中文的适应行为量表不能确保每个条目都对中国人适用。例如，我和我的学生 (Li, Lee, Waldron, & Wang, 2005)曾经对一个广泛使用的适应行为量表（Vineland Adaptive Behavior Scales-II）对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文化适用性进行了详细审查。听取了中国和越南移民家长的反馈。我们发现，虽然新版量表内容在多元文化适用方面有了显著改善，但是在433个条目中仍然有15个条目对中国和越南移民不太适用。这15个条目散见于适应行为量表的各个方面，包括与人交流的能力， 生活能力，社会化程度，运动能力，以及适应不良。现在简述这些条目为什么不太适用于中国移民如下：

与人交流方面：言语表达能力， 第18条(理解超出字面意思的语言表达, 例如 “Hit the road”) 有文化偏向 （cultural bias），因为在讲汉语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往往没有与在讲英语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同样的机会接触到这类英语成语。矫正这一文化偏向的方法之一是在第18条中用理解自己母语中的成语来代替理解英语成语。

言语表达能力中的第32条（用现在进行时态动词结尾“ing”），第36条（使用常规动词的过去式）和第50条（正确使用名词不规则复数形式，如 children）不适宜作双语华裔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指标，因为汉语中没有与这些英语语法相对应的规则。因此，对于尚未掌握英语孩子，在涉及到名词复数或动词时态的时候，要考虑到中文与英文之间的语法差异。矫正第32， 36， 50条的文化偏向的方法之一 是在评估言语表达能力时参考孩子掌握自己的母语的能力。

日常生活技能方面：个人，第7条，（一岁儿童）能吸吮秸秆（sucking from straw），不太适用于中国文化，因为秸秆通常不会在中国家庭使用，而奶瓶子更常用。因此，孩子“从瓶中吸”也应给记分，以便矫正文化偏向。

日常生活技能方面：社区，第41－44条 [第41条“管理自己的钱（例如，支付大部分或全部费用自理）”; 第 42 条“有全职工作1年”; 第43条 “预算每月的费用”; 第 44 条 “拥有和负责任地使用个人信用卡（例如，不超过信用额度，按时付账等） ]的标准不太适合16岁以上的中国学生。因为16-18岁的中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中产阶级的，通常家长不鼓励他们去打工赚钱或管理金钱。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把重点放在学校。华裔移民家长认为第41－44条更适合于18岁以上的人。由于这种育儿的差异，一个学习优秀的华裔高中生可能在第41－44条中得分很低 。矫正第41－44条的文化偏向的方法之一是用受到华人文化重视的内容 （比如，有效地安排时间，照顾弟弟妹妹，尊重和/或照顾长辈）来替代这些有文化偏向的内容。

社会化程度方面：人际关系。第37条 （出去参加小组约会）和第38条（单独出去约会）（适用年龄9+），不太适用于作衡量华裔移民儿童与人交往的能力的指标。因为，为了保证孩子集中精力学习，传统的华裔父母通常不鼓励子女在中小学阶段谈恋爱。即使孩子在谈恋爱，家长也往往不知道。于是在回答有关问题时常常说“No”，结果孩子在这方面得分就低。

社会化程度方面：应对（coping）能力，第4条（闭着觜嚼食物，4-5岁或以上）和第14条（觜里有食物时不说话，5-7岁或以上），不太适用于作衡量华裔移民儿童的应对能力的指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虽然不鼓励吃东西时说话但是也不把吃东西时说话看作不礼貌的行为。实际上，一家人在吃饭时说话最多。中国家长认为第5条（要东西或者要别人为自己做事时，说“请”，5-7岁或以上）有文化偏向，因为“请”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像在美国用得那么频繁。

另外，适应不良分量表中第13条（与人交谈时不保持目光接触），在中国文化中不被视为适应不良的表现。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长辈对孩子说话时，孩子稍微低头，眼睛向下看，不做眼神接触是表示尊重。因此，在评估华裔孩子适应能力时，建议把这条删除。

至于什么是与年龄适当的行为，则应考虑在不同的族群中孩子的养育方式（Li，2013）。首先，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相互依存 （ Rutledge, 1992）可能会影响孩子在美国的适应行为量表中独立生活能力方面的得分。其次，年龄小的中国孩子一般都得到较多的庇护（Liu ＆ Li，1998）。与欧美文化群体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太独立。因此，他们很容易得较低的分。这一点在做诊断时应当考虑进去。但是，上述的文化特性可能会随着其它因素，如接受美国文化的程度，而发生变化。

总之，在评估中国儿童的生活与社会适应能力时，要注意到中美文化差异问题，以便做出公平而准确的诊断。这不仅是心理健康工作者应当注意的，而且是全社会应当注意的， 尤其是华人社区。

作者简介:  李杰,美国东北大学健康科学院咨询与应用教育心理学系学校心理学专业临床训练主任、副教授, 博士导师。

References

Li, C. (2013).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when diagnosing autism for Chinese children (在为中国孩子做 “自闭症”诊断时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问题).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 Health (北美医学与健康) August, 2013, www.najmh.org

Li, C., & Wang, Z. (June，2014). School-based assessment with Asian children & adolescents. In L. Benuto, N. Thaler  &  B. Leany (Eds.) Guide to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with Asian Americans. Springer.

Li, C., Lee, V., Waldron, S., & Wang, X.A. (2005, August). Using Vineland-II with culturally diverse populations.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National Convention of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Liu, T., & Li, C. (1998). Psycho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students: An ecological approach. Special Services in the Schools, 13(1/2), 129-148.

Rutledge, P. (1992). The Vietnam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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