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欧洲硝烟弥漫血战正酣，俄国十月革命大开杀戒，人类似乎对死亡和灾难有些麻木了。无人料到在美国Kansas悄然流行的一种H1N1亚型伤寒将成为整个人类的最大杀手。在开始病魔似乎与其它感冒并无二致，感染和病死者多为老人和儿童，只是较高的致死率让人隐然不安。这一阶段成为“第一波”。然而这只是恶魔刚刚露出利齿。半年后，即当年8月，病毒产生变种，杀伤力骤然变强，同时随着参战美军远赴重洋而迅速扩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开始了“第二波”行动 – 令人胆寒的全球屠杀旅行。病理特征也从袭击老人儿童变为专门攻击青壮年。蔓延地域之广可说是无远弗及，达致北冰洋和太平洋孤岛。一些市区90%曾患病，有些村落无人存活。病魔肆虐数个月后于当年嘎然而止，原因至今让人困惑，有人说是因为医生们已经学会了对付它的办法，但信者寥寥。更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变异过于毒辣，以致“竭泽而渔“，使自身失去安身立命的基础。当它虐杀人类（寄主）的同时，它也毁灭了它自己。惨烈的人类与病魔之战，就以这种方式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此后病毒再次变异为更为温和的病种，直到1920年6月才最终归于沉寂。
大伤寒的致死率高达30%,在短短的两年间（大多是第二波的几个月）在全世界夺去了5千万到一亿生命，占当时世界人口（16亿）的3-6%。不仅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场人类战争，也超过欧洲黑死病等历史大灾难。只有随后的二战可与之相比。悲剧给人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上个世纪WHO设立了世界机构专门应对世界性的传染病。因为人们认识到，疾病是无国界的，病毒不“歧视”任何种族。各国必须联合行动才能战胜瘟神，避免下一场悲剧。
此次全世界各国首脑和政府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放下其它考虑，齐心协力应付共同威胁，确是难能可贵，如此配合默契，可说是二战以来第一次。然而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有不同苦衷和紧迫问题，比较各国的处理和应对方式，也能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差异。
中国此次异常积极，曾因缓报SARS疫情而备受国际社会诟病的中国此次异常积极重视， 行动果敢迅速,甚至有些“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不惜干犯他国之怒（如强行留观墨西哥籍乘客，被后者指为歧视）此后欲罢不能，仍在执行可疑入境人员留观数周的强制政策。 是否仅仅是为了补偿SARS时间的负面形象，还是有着更多的期望。
反之，SARS期间高调的美国似乎早已放松警惕，海关医疗机构照常运转。因而被中国等“动真格”的国家和民间指为无所作为和放任。但美国也反唇相讥说他国神经过敏，考虑到美国的患病数和死亡人数皆占全球半数以上，已超出任何国家包括墨西哥，依然采取这种超然态度就让人捏把汗了。相比大伤寒的惨祸，就目前数据来看N1H1流感 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这一现象使美国医界“松口气” 认为不过如此，不必大惊小怪。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在这里。美国有否做好应付”第二波”“第三波”的最坏准备？
其实美国有意看轻H1N1流感可能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不想让流感引发过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 今年是美国艰难的一年，起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现在又祸不单行，流感肆虐又使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复苏中的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合作和沟通。她不愿意因人员交流受阻而延缓以致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为其潜在危害付得起代价？
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医疗问题,尤其是世界范围的突发事件。各大国难免则把它看成又一个博弈的棋子。作为信奉“医学无疆界”的我们，要促进各国政府抛弃所有杂念,以人类的共同福祉为本，努力合作。 顾全大局，一致对付共同的威胁，则人类幸甚。 （本刊 王晓春）
